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噪声防治2018)

2018年，中国的噪声污染防治领域迎来了一次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法律修订。此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正，虽以局部调整为主，却精准回应了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问题、新诉求，为后续更为全面、系统的法律修订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此次修正的核心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优化管理机制，明确并强化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着力解决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职责交叉、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试图构建更为清晰、高效的管理框架；二是直面民生关切，特别是针对近年来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生活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在法律层面给予了更明确的规范和指引，体现了立法者对公众环境权益日益增长的重视。尽管此次修正未对法律进行结构性的大改，但其传递出的信号是明确的——噪声污染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更加注重法治化、精细化和源头预防。对于广大环保从业者、法律工作者以及易搜职考网的众多备考学员来说呢，深入理解2018年修法的背景、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把握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治进程脉络的关键一环，也为理解后续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全面革新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起点和对比参照。此次修法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不足，共同推动了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的成熟与完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噪声污染问题日益从边缘性环境问题演变为影响公众生活质量、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突出民生问题。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在防治噪声污染、改善声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公众期待，其部分条款已显滞后，管理体制、防治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亟待完善。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其中即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正。这次修正虽非全面修订，但针对性强，旨在解决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标志着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进入了更加注重法治实效的新阶段。

任何法律的修改都源于现实的需求与时代的呼唤。2018年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正，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深刻背景：

噪声污染形势日趋严峻且复杂化。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四大类污染源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例如，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交通噪声影响范围扩大；商业活动、文化娱乐设施、邻里活动等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投诉量常年居高不下，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和社区矛盾的焦点。原有法律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规范不够具体，威慑力不足。

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2018年正值国家机构改革之年，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得到空前加强和整合。原法律中的监督管理职责分散在环保、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存在职责不清、协调不畅的问题。法律亟需与新的管理体制相衔接，明确统一监管与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

再次，公众环保意识与维权意识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宁静、和谐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噪声污染的容忍度不断降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噪声纠纷的案例增多，社会舆论对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高涨。法律需要更好地平衡发展与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回应公众关切。

为后续全面修订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立法机关认识到，噪声污染防治需要一部更科学、更严格、更可操作的新法律。2018年的局部修正可以视为一次“先行先试”，通过关键条款的调整，解决眼前突出问题，同时为在以后系统性的法律修订探索方向、凝聚共识。易搜职考网在研究中发现，这一渐进式的立法思路体现了中国立法工作的务实性与前瞻性。

2018年的修正案共涉及八个条款，主要集中在监督管理职责的明确和部分噪声源管控的加强上。其主要内容和亮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明确并强化监督管理职责，理顺管理体制

这是本次修法的核心内容。修正案将原法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与国家机构改革中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的改革精神相统一。这一修改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在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统一监督管理地位。

同时，修正案进一步细化了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

• 关于工业生产噪声： 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 关于建筑施工噪声： 明确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通常是生态环境或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改变了以往规定不够明确的状况。
• 关于交通运输噪声： 强调铁路、民航、海事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交通运输噪声的污染防治监管工作。
• 关于社会生活噪声： 明确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通常是公安、城管或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特别是对于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噪声，以及家庭室内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他人生活的，法律指引性地规定了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罚款。这为解决扰民投诉提供了更直接的法律依据。

通过上述修改，基本构建了“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新格局，旨在减少推诿扯皮，提升执法效能。

（二） 聚焦突出矛盾，加强重点领域噪声管控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噪声污染类型，修正案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1.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修正案对原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关于文化娱乐场所噪声扰民的规定进行了完善，加大了对经营者的约束。要求文化娱乐场所必须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边界噪声符合标准。
于此同时呢，进一步明确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招揽顾客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并强化了法律责任。这为治理商铺、广场舞、夜间餐饮摊点等产生的噪声提供了更有力的武器。

2.完善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修正案对新建交通干线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情况，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规定建设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城市高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应当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有效的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这一规定强调了交通规划建设阶段的噪声预防义务，体现了源头治理的思想。

3.优化建筑施工噪声管理： 修正案简化了因特殊需要必须在夜间进行连续施工作业的证明和公告程序，但并未降低噪声控制标准，旨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保障施工周边居民的知情权和休息权。

（三） 加大处罚力度，增强法律威慑力

为改变以往噪声污染防治法“偏软”、违法成本低的问题，2018年修正案普遍提高了罚款数额。
例如，对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超标、商业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等行为的罚款，起点和上限均有显著提升。罚款金额的提高，直接增加了违法成本，旨在促使企业、单位和个人更加自觉地遵守噪声污染防治规定。易搜职考网提醒相关从业者，这一变化在职业资格考试和实际工作中都需要格外关注。

（四） 删减不合时宜的条款，体现简政放权

修正案删除了原法中关于“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的部分具体程序性规定。这并非放松环境准入，而是为了与同期修订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相衔接，将具体的环评审批和管理要求交由相关单项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使《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更加聚焦于污染防治的基本制度和通用要求，体现了法律法规体系内部的协调与精简。

2018年的修法是一次重要的法律调整，其意义与影响深远，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 重要意义

• 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 针对突出的社会生活噪声等问题进行立法调整，显示了立法机关对民生诉求的积极回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治理能力。
• 巩固了管理体制改革成果： 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了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和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体制，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法理依据。
• 强化了法律责任： 提高罚款额度等措施，增强了法律的刚性和威慑力，推动了从“软法”向“硬法”的转变。
• 为全面修订铺平了道路： 此次修法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问题，积累了立法经验，同时也暴露出法律在源头预防、规划控制、公众参与、农村噪声防治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都为2022年新《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做了充分的铺垫。

（二） 历史局限性与不足

受限于局部修正的形式，2018年修法未能解决根本性、结构性问题：

• 治理理念有待更新： 仍侧重于末端治理和污染发生后监管，对规划源头控制、声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等方面的规定较为薄弱。
• 覆盖范围不够全面： 对农村地区噪声污染、低频噪声、振动污染等新型或特殊污染类型的关注和规范不足。
• 公众参与机制缺失： 法律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缺乏具体有效的制度设计。
• 部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尽管职责得到明确，但跨部门协调机制、执法取证标准、监测技术规范等配套措施仍需完善。

正因如此，法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2018年修法是一次必要的“小修”，但构建现代噪声污染防治体系需要一次彻底的“大修”。这也正是易搜职考网在长期跟踪研究中所秉持的观点，即理解2018年修法是深刻把握中国噪声污染防治立法演进逻辑的关键节点。

（三） 对后续立法与实践的深远影响

2018年修法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在实践层面，它立即指导了此后几年的噪声执法工作，各地依据新的职责划分和处罚标准，开展了系列专项整治，处理了大量噪声投诉案件。在法律发展层面，它如同一块试金石，其成功经验（如明确部门职责、提高罚款）被后续立法吸收，其暴露的不足则成为新法重点攻克的目标。仅仅三年多后，2021年12月24日，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新法在2018年修法奠定的基础上，实现了理念、制度和范围的全面升级，确立了“分类管理、源头防控、综合治理、社会共治”的原则，构建了更为科学严密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

，2018年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正，是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治进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里程碑。它并非终点，而是向着更高水平噪声污染防治立法迈进的关键一步。对于通过易搜职考网进行专业学习和备考的学员来说呢，不仅要掌握此次修法的具体条文变化，更要理解其背后的立法逻辑、现实考量及其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只有将2018年修法与1997年原法及2022年新法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对比性的学习，才能融会贯通，真正掌握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精髓与发展趋势，从而在理论研究、职业考试或实际工作中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从应对当下突出矛盾到构建长远制度体系，中国噪声污染防治的立法之路，正是在这一次次的修正与革新中，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